2016年，我国应届毕业生总数是765万，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是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创新创业教育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创业吗？对于国家而言意义又在哪里？带着疑问，《在线学习》记者专访了教育专家、原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炽昌。

这位老教育专家，在离开高校学生司的工作岗位后十多年时间里，依然在关注教育的发展，关注学生就业，反思中国的教育工作，担任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亲力亲为，从不同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另一个层面，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教育工作的发展。

双创教育的本质是素质教育记者：国家这两年来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炽昌：实际上，创新教育的提法早就有了。2005年，钱学森先生就已经提出为什么我国还没有一个大学专门培养科技人才。“钱老之问”已经成为对我们教育的一个质问。

我们国家的发展经过了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要增速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通过创新可以发展一些新的增长点。假如一味地跟着别人的步伐走，是不可能走到前面，也不可能发展的。像苹果手机，它就是做了创新，这个创新为美国创造了很多财富，我们国家也要这样做。

2015年5月，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希望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使教育适应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要求。这对教育界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新的革命，也是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改革性文件。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的教育是以传播传统知识为主，而现在，这个理念要改变，不仅要传播传统知识，还要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

现在好多人，包括大学里的一些老师，担心创新创业教育会不会把学校变成了职业介绍所。最近，国务院又下达了要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文件，更加重了大家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创新创业教育首先要有精准的定位。为什么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应该做？还是只有职业院校需要做，一流大学不用做？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国办的实施意见说得很清楚，每个学生都需要创新创业教育。

记者：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王炽昌：创新创业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学生的一种素质教育，我特别强调“素质教育”这四个字，而不是像有的人想的，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把每个学生都要培养成为企业家，这是不可能的。跟中小学学音乐的道理一样，并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成为音乐家，而是培养一种素质，让学生懂得欣赏艺术。创新创业教育正是这样一种素质教育，是着重培养学生创新的理念、就业的精神和创新创业的方法的教育。

据人社部门统计，2014年，应届毕业生创业的有46万人，当年毕业生总数是724万，也就是说大概有6%的毕业生创业，90%以上就业。去就业的学生难道就不需要素质教育吗？当然不是，就业后，学生的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同样能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许10年以后，就业的人可以出来创业，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创新创业教育对我们全民族的发展意义重大。

记者：在您看来，国家提出创新创业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学生素质，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王炽昌：最早提出这个战略是针对整个社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单看标题，主题词已经出来了，即教育改革。我一直认为，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涵盖我们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因为理念一变，教育的方法、教材、课程的设置都要改变。要适应社会发展，就必须改变。

今年765万毕业生加上前几年没就业以及一些中职中专的学生，大概有1000多万，就业的任务很重。所以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肯定要用创新来驱动发展，这很明确。为了应对创新创业的需要，教育系统开始发生改变，包括与社会结合更紧密的教学内容的改革、实习实践环节的强化、与职业学校合作教育，甚至可以休学创业等。

即便未来就业形势困难，对于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一定是供不应求的。究竟哪个专业以后就业的形势会比较好，这跟四年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很重要的一条是，有真才实学才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这就需要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能够真正自主地、独立地学习，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记者：一些舆论认为双创教育把大学生创业搞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很多高校的创业课程、基地以及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创业都是仓促上阵，很可能导致大多数毕业生创业以失败告终。您认为高校应该做些什么来保证学生的创业率？

王炽昌：现在毕业生创业的成功率的确不高，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情况。同时，我们又是刚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和帮助毕业生创业，各个学校、人力资源部门也积极辅导、培训要创业的毕业生。随着各个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这个问题才能够逐步解决。

校企合作是解决就业难的关键记者：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之间的鸿沟是导致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一直希望能通过校企合作来填补这个鸿沟。校企合作也是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您任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时，校企合作是怎样的一种形式？ 

王炽昌：原来的校企合作是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实习、企业委托学校培养，后来发展为产学研一体化。这种形式的校企合作现在还在进行。

记者：现在的校企合作，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王炽昌：现在的校企合作，能更早地让学生和企业提前对接。企业可以更早地了解学生，学生也可以更早地了解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学生会被推荐留在这个企业，当然，能不能留，还取决于企业的意愿，但已经比原来毕业后再找工作进了很大一步。这也是就业制度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尤其是对于高职高专来说。校企合作自从在国务院文件里提出以后，可以说变成了一个方向。

我一直在考虑，就业制度改革下一步究竟怎么走？光是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已经不够了，校企合作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子。假如真正做到像我们协会下设的校企合作委员会提出的“万企千校”，作用就更大了。而这恰恰是教育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做的一件事情。

记者：您觉得校企合作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王炽昌：校企对接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现在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机构，企业作为接收学生的机构，都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20多年前，我们的学生供不应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生就业已经变得很困难。社会上反映，企业需要的毕业生找不到，而毕业生就业又很困难，两边两种不同的说法。90年代的国家文件在分析就业难问题时已经指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校企合作一开始是针对供需不对称提出来的，所以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对接学校和企业。除了教育部门以外，这个平台也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做，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校企合作里还有一些理念的问题，即究竟需要不需要校企合作。国家顶层设计上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说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校企合作是必经的手段。

记者：相对本科类院校来说，是不是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更容易达成？

王炽昌：本科院校难度大一点，最主要原因是专业转向问题，也就是俗语说的船大不易调头。所以在教学上，很多本科类学校已经在想办法实行校企合作了，逐步使得专业的学习，适应社会的需要。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虽然它是研究型大学，学校一开始不分专业，上大学两年后再分，那时，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社会的需要报考专业，也更容易实施校企合作。这也是学校应对就业矛盾的一个办法。

类似案例很多，要在实践里不断摸索。总的来说，套用经济学的一句话，就是供给侧改革，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一些高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这有利于未来的校企对接，但真正要做到需要很长时间。期待政府给校企合作双方更大的自由度记者：您刚才提到平台、理念、对接等校企合作中的重点问题，您觉得哪方面最难突破？ 

王炽昌：要说难的话，当然都挺难，就像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已经做了六年，形式上从认证逐步做到校企合作。以前是通过认证，学生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毕业证是学习的学历证，学位证表示学术水平。我们还有一个岗位证书，使工作和岗位完全对接起来，希望学生拿到这个证书后，企业认为这就是想用的人才。最早从计算机专业开始，后来在各个专业展开。

现在有个误区，大家都认为教育部、人社部盖的章才有含金量，我认为不光如此，含金量还包括认可度，这是标准问题。含金量高，认可度就高。所以从评价体系上说，一定要让用人单位去评价学生。

记者：您觉得校企合作的下一步，可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力量共同做这些事情？

王炽昌：因为现在学校和企业都受到各种限制，所以合作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现在社会上很多教育机构，他们有的培养师资，有的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而很多学校都想把他们的课程植入到教学中，期间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在学校和企业的合作过程中，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度。